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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良翮答问鲁豫

东方红2020-04-14 20:06:57

董必武,中共元老,1886年出生于湖北黄安。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武汉开办律师事务所并办学,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教育家和律师。1921年,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1949年前,曾历任中共武汉地委书记、中央党校校长、最高法院院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等职。

 董必武的长子董良羽出生那年,抗日战争刚刚爆发,日本飞机肆无忌惮地轰炸扫射,而中国却不能制造飞机。董必武认为一个国家能够制造飞机代表了它的富强,就给儿子取名“良羽”。出于这样的想法,女儿出生时,他就继续在“羽”字上做文章,取名“良翚(hul飞翔。古书上指有五彩羽毛的雉)”。小儿子出生,他取名为“良翮(he)”,还是羽毛的意思。

    鲁豫:您这个名字10个人看了可能9个人不知道该怎么念,要查字典。您小时候知道自己名字是什么意思吗?

  董良翮:“翮”是鸟的翅膀,意思是希望我的人生能够走得远一点,看得高一点,顾全大局的意思。

  鲁豫:您的童年有没有经历过战乱?

  董良翮:没有。我刚满月就坐飞机从延安飞到重庆,因为我父亲当时在重庆办事处。我出生以后,他们就把我送到重庆。听说包我的布里还藏着党的经费,有人开玩笑说,你参加革命参加得最早。

  鲁豫:我觉得您父亲是个不怒而威的人,往那儿一坐,脸上没表情的时候,会让人觉得一种威严。

  董良翮:我父亲对我哥我姐比较严厉,对我例外,对我最宽容。我记得没上学的时候,我可以到他的办公室随便翻,把他的印章镇纸摆到地毯上,像开坦克、开汽车那样推着跑,玩他的眼镜盒,把眼镜盒的线都撑开了。我哥哥姐姐绝对不敢这么做,我可以。他有时很晚回来,我也不回自己房里睡,就在地毯上睡觉,等他回来。

  鲁豫:您一点不怕他?

  董良翮:基本上不怕,但也不敢当着他的面太调皮。

  鲁豫:小时候有没有因为做错了事父亲给您讲道理?

  董良翮:大道理没有,他都是从很细微的地方教育我的。比如看我调皮了,他说哪儿拿东西放回哪儿去。这话他经常讲,但从来不说你将来要当什么官、成什么专家之类的话,从来不讲。另外他还讲吃饭的时候要吃干净,不能有一粒剩饭,农民种粮食非常不容易。他还讲伸手巴掌攥手拳,看时容易做时难。都是小事,没讲过更深的东西。我父亲经常说办任何事要考虑四个字:“需要”、“可能”。现在想起来,他一生的做人与决策用的就是这四个字。

1957年,董良翮随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父亲搬进了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一套两进院子,后院住着王稼祥和朱仲丽夫妇。董必武的夫人何莲芝常常去探望这对延安时期的老朋友,有时久久不回,孩子们扯着嗓子叫“开饭”,才把她喊回来。何莲芝是红军女战士出身,在延安时是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搬到中南海没多久,开始了三年困难时期,生活水平下降,为了给孩子们补充营养,这位女红军竟在中南海里养起了鸡鸭,成了一景。

  鲁豫:那时候你们的生活水平比一般老百姓好吗?

  董良翮:某些方面要好一点,困难时期是一样的,全家人都浮肿,主席带头不吃肉,我家也没有肉吃。但我母亲是穷苦出身,很会打理家务,会把一些剩菜腌起来。她在延安是大生产的劳动模范,养猪支援前线。

 鲁豫:到了北京也在家里养猪吗?

  董良翮:猪没养过,但是我们家里经常养动物,鸡、鹅、鸭子都养过。中南海的同志开玩笑说,哪来的老太太挥着竹竿赶鹅呢。走近一看是何莲芝同志,立刻就非常尊重了。   

  鲁豫:您在“文革”中比较出名是因为什么事情?

 

  董良翮:我在学校是个头头,后来在“西纠”又是头头。我们是炮轰团中央的第一支队伍,当时社会上出的第一期红卫兵报,就是我们学校的几个学生搞出来的。后来西城纠察队成立以后,我就到北京站整顿车站秩序。周总理还接见了我,说你搞得不错,要不要留在那儿当站长。我心想我小孩当什么站长,我还要上学呢。

  鲁豫:去北京站纠正什么秩序呢?

  董良翮:主要是疏导人群,当时串联的学生很多,北京站简直是瘫痪了,除了技术上的东西由他们来管,剩下迎来送往的任务,全是我们组织的人去的。

  鲁豫:这个任务之所以要你们来做,是因为光靠车站的人力已经不够了吗?

  董良翮:不是人力不够,学生那个时候造反嘛,他们根本管不了,谁也不听他们的。只有学生才能管学生,我们代表北京市的红卫兵纠察队,外地学生来了一看北京还有纠察队,就老老实实听话了。

1966年12月的一个夜晚,董良翮的姐姐董良翚接到父母从广州休养地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接到中央通知,要董良翮去公安局投案自首、交代问题。打电话的人没说为什么,董必武也没问,嘱咐儿子老老实实地按中央的指示去办。第二天一早,董良翮在姐姐的陪同下,骑着自行车往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东侧的公安部投案。他检讨了自己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些行为…… 说完,公安局的人让他回家。他回家后,又在父亲要求下,把投案过程报告总理值班室备案。董良翮原以为这一切都是误会。然而,1967年1月4日凌晨,北京市公安局打来电话,通知他立即带牙具去投案报到。21岁的董良翮开始了他的第一次牢狱生活。

  董良翮:当时关了两三百人吧,都是学生,还都是我们这些各个学校的头,大部分还是干部子女,都在里头。

  鲁豫:让你们交代什么问题呢?

 

  董良翮:就是交代我们学校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有打人的事。但好多事我也没有参与。

  鲁豫:问题是您当时是学生头儿。

  董良翮:我是学生头儿,但我根本控制不了局势,谁也不知道别人干的啥。后来我们出了学校,到社会上去,几天几夜不回学校,学校里是怎么搞的我们也不知道了。

  董良翮所在的北京第六中学,距离天安门广场只有几百米,和中南海一街之隔。这个学校有相当多的干部子弟,也是最早私设监狱的学校之一。

  1967年4月22日,毛泽东下令把被关押的红卫兵放出来。这群“小囚犯”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周恩来的慰问。董良翮的第一次牢狱生涯就这么糊里糊涂地结束了。

    董良翮:最后是主席把我们放出来的。总理第一个就问董良翮在不在,我一下就站起来,说在。他说,你们犯了错误,以后要跌倒了还要爬起来,不要灰心……说得我当时就哭起来了。

  鲁豫:关了半年才回到家,还能记得见到父亲时的情景吗?他是长舒一口气,儿子终于出来了那种心情吗?

  董良翮:他有这种感觉。因为我自信没干什么特别出格的事,我觉得他也应该相信我,而且经过这次事,他觉得对我应该是一个锻炼。他最后说,我是为他坐的牢。不过,经过这件事后,我父亲的耳朵聋了,身体明显也差了,那一年他变化很大,像个分水岭。我这件事对他的打击挺大的。

  董良翮的牢狱生涯留下的“后遗症”之一是学会了抽烟。董必武从不吸烟,也反对年轻人吸烟。董良翮一次在家里吸烟被父亲发现,神色不安地站起来,垂着手,准备挨批,却没想到父亲只是瞟了他一眼,淡淡一笑,说,你抽嘛。父亲理解儿子的苦闷。

  鲁豫:是关进去以后开始抽烟的吗?

 董良翮:出来以后开始抽烟。我父亲是不抽烟的,他也不允许别人在他在面前抽烟。

  鲁豫:您抽烟他不管,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儿子受苦了。

 

  董良翮:对,我理解也是这样。

年轻时的董良翮向往着横刀立马的军旅生活。1967年冬季,董必武在广州养病。为了让他的82岁生日过得热闹些,全家人先后聚会广州。这时,因“文革”暂停了两年的征兵工作开始了。董良翮一到广州就缠着母亲,让她到军区活动活动,争取在广州入伍。军区对于这个要求迟迟不作正面回答,总说“研究研究”或“反映反映”。直到1968年3月下旬,广州军区同意接收董良翮入伍。但未曾料想,就在他准备穿上军装的时候,又一次劫难意外降临,他再度被捕入狱。

董良翮晚年。

  鲁豫:第一次被捕之前还有一些征兆,那第二次被捕有没有什么征兆?

  董良翮:没有,完全出乎意料,莫名其妙地就发生了。第一次被关完回来以后,我是所谓的“逍遥派”了,不参加任何“文化大革命”的聚会,甚至听到这样的事都要躲得远远的,基本就待在家里。我跟家里提出想去当兵,当时有个詹副司令在广州,是我父亲的朋友,我父亲跟他提这件事,他说没问题,让孩子来吧,到广州来参军。我去了广州。结果去了以后,又变了,说我不能参军,因为我眼睛不好,近视眼。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因为像我们这种家庭的人,参军根本不成问题的。

  鲁豫:您视力是很差吗?

  董良翮:就是一般的近视,也没什么,在部队戴眼镜的人也很多,又不是我一个。

  鲁豫:第二次关了多长时间?

  董良翮:也是半年多,两次加起来有一年。

  鲁豫:比第一次苦吗?

  董良翮:关的是单间,精神压力大。可能坐过监狱的人都知道,单间比群间还恐怖。几个月都没人理你,每天能听到监狱外的喜鹊叫,就非常高兴,觉得还有一个声音能传进来,是这种感觉。有一次我烦了,一拳打到墙上,整个手全都在流血,破了,但没有疼的感觉。

  儿子再次入狱,父母无能为力。董必武的耳朵更聋了,步履也有些蹒跚。他作了不少诗,写在整张报纸上,内容都是关于儿子被捕的。为了不被人认出来,字就横着写、竖着写,大字、小字拌和着写,把整张报纸涂成墨色。何莲芝学会了抽烟,经常坐在家里一支接一支地抽,也变得烦躁,常为小事发脾气。直到1968年年底,在没有作出任何结论的情形下,董良翮被释放出来。

  儿子第二次出狱后,董必武和何莲芝经过好几天的考虑,决定送董良翮到农村去。为了让儿子下乡后住宿方便和有个照应,最后决定去河北晋县,那里有一个董必武的老部下在此复员务农。1969年4月,24岁的董良翮携新婚妻子一起下农村插队。

董良翮在农村。

  鲁豫:离京之前,父亲给您两样很有纪念意义的东西,是吧?是您自己要的吗?

  董良翮:临告别的时候,我父亲问,怎么样,准备好了没有?我说,准备好了。他说,你还有什么要求?我说,想跟您要两件东西,要您的洗脸毛巾和牙刷。他用的洗脸毛巾因为时间长了,磨出洞来了,他就把毛巾两头缝起来,成一个圈状,有洞的这边往没洞的那边错一点,有洞的地方就给挡住了。他就用这样的毛巾洗脸,一直用到我走的时候还是这样。牙刷是已经用断了,他用绳子捆起来继续用。那时候他已经是国家副主席了。

  鲁豫:您当时为什么想带这两个东西走?

  董良翮:我觉得他的艰苦朴素精神我应该带走。

  董良翮在农村一干就是10年,从普通社员一步步做到大队书记、公社书记、再到县委副书记。其间,因为工作成绩斐然,他还被树为知青的先进典型。1973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的一篇长篇通讯《革命的好后代——记北京下乡知识青年董良翮》详细报道了他的事迹。一时间,董良翮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有关董良翮的身世,文章中只披露了他是“革命干部的后代”,他的行动“得到父母的支持”。

    鲁豫:您每次回去,您父亲肯定很愿意跟您聊天,多了解一些您的生活?

  董良翮:对,他听我讲,不轻易插话。

  鲁豫:当时您准备一辈子在农村待着吗?

  董良翮:我们反正有这个打算,没说想走,没有考虑,因为当时我在农村干得很愉快,也很有成就感。我父亲也对把我送到农村很自豪。我后来当了大队书记、公社书记、县里的副书记,他没有说反对,也没有说你还应该怎么样,他任我自己去发展。

董良翮回到插队的农村。

  鲁豫:您离开北京到农村去,内心有没有觉得苦闷或者舍不得?

  董良翮:没有,因为我父亲也非常支持我去,可能他潜意识中觉得还是在群众中生活好,未必觉得当了多大的官儿就一定好。

正当董良翮成为全国上下著名的知青典型时,却传来父亲患上肝癌的消息。1974年,董良翮请假回京,来到父亲身边侍奉,前后陪伴了半年多的时间。1975年3月5日为董必武虚岁90诞辰,此时他已沉疴不起,于床榻赋《九十初度》一首:


        九十光阴瞬息过,

        吾生多难感蹉跎。   

        五朝敞政皆亲历,

        一代新规要渐磨。

        彻底革心兼革面,

        随人治岭与治河。

        遵从马列无不胜,

        深信前途会伐柯。


  董必武曾对自己的一生有个总结。他说:“我就像一块布头,党需要把我补在哪里,我就去哪里,并牢牢地贴在那儿。补在帽子上,就在帽子上;补在袖子上,就在袖子上。”1975年4月2日,董必武病情恶化,在北京逝世。4年后,董良翮离开河北农村回到北京。此后20多年,他一直在商界发展。对于父亲的深深记忆,至今历历在目。

  

  鲁豫:您父亲对自己有几个称谓,好像类似于螺丝钉之类的那种?

 

  董良翮:他跟我讲京戏里有跑龙套的,跑龙套的就是主帅出来之前,举着一个旗“哗啦”一声,然后站到主帅身边去的那个人,跑龙套的一站好,说明主帅就要亮相表演了。他说这个跑龙套的也很不简单。他说自己跑了一辈子的龙套,也甘心跑一辈子龙套。我现在的心态就特别平和。

  鲁豫:您是不是发现自己越来越像父亲了?

  董良翮:嗯,不知道,我没他那么好,但是他的个性和为人处世的方式还是影响着我。我出生的时候他已经59岁了,他对世事的看法已经是很深刻了。我现在能不能修炼到他那个程度还是未知数,能够学他一点就最好了。

  鲁豫:想到这些,您内心是什么样的感觉?

  董良翮:自豪,非常自豪。

摘自《鲁豫有约——名门》一书,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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